作家南翔以历史感、在场感和美感来涵盖自己在短篇创作上的追求。《伯爵猫》就是很好的体现。

  疫情下有书店关张，告别之夜，娟姐把书友们召集起来，讲述各自与书店结缘的起初。三言两语，称不上完整的故事，自由流淌于这一方小小天地，形成一座精神栖息的孤岛，也成功地构筑起一个精神的对话空间。一个小小的书店，一只小小的伯爵猫，让我们窥见深圳的城市肌理以及深海般的人心。

  半个多世纪以来，《羊城晚报》花地副刊聚集过一大批文学大家的作品，如茅盾、巴金、冰心、孙犁、秦牧、陈残云、王蒙等等，花地以其新颖、个性和深邃，彰显了对文学与文化的不倦追求，在业界内外广有口碑。

  花地文学榜慢慢的变成了国内外华语作家日益看重的一个文学奖项。此次我能登榜，与有荣焉！

  我虽然出生在广东韶关，可是两岁就随父亲迁往江西，1998年底由南昌大学调入深圳大学，有朋友调侃，既然名叫南翔，终究还是要回来的。我从事文学创作已经有40多个年头，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深圳度过的，作品的题材与发表也多半与深圳有关，是深圳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和移民文化，滋养了我持久的文学热情、人性关怀和审美渴望。

  我去年发表的几篇转载率很高的短篇小说《伯爵猫》《钟表匠》《凡高和他哥》……都相关深圳地域文化的关照。

  一是，看到阅读情境的转变，如果说农耕文明以及工业文明可与悠闲为伍，那么在信息时代以及工商情境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岂止是深圳一地的写照！阅读的时间与生长的代价成正比，四处皆然，怎能不重视；

  二是，感悟到短篇只要写得好，同样具有篇幅不以长短论轻重的包蕴，同样具有点石成金的质地。试想想，鲁迅、沈从文，没有人不认可他俩是中国文学的大家，可两位经典作家的全集主要都是短制，非虚构的散文随笔可以是匕首、投枪，虚构的短篇小说则能够说是金蔷薇、轻骑兵……

  深圳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不单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也能成为当代都市文学的一扇东风劲吹的窗口。因为这里城市化程度高，人口流动大，新移民不断叠加，对信息、知识、法治、教育和文化的渴求与日俱增。异质文化的碰撞、交流与吸纳，无疑是人性关怀的生发点，现代文明的推进器和文学蓬勃生长的酵母。

  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有这样的先天积累与后天储备。一切有出息的作家都应该秣马厉兵，勉力前行，不断捧出无愧于自己、时代和未来的优秀作品。

  南翔，本名相南翔，1955年出生于广东韶关。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小说、散文、评论《南方的爱》《女人的葵花》《叛逆与飞翔》《绿皮车》等十余种，在文学期刊发表数百篇作品。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陈晓楠图、视频/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邓勃 王磊 曾育文 刘颖颖 陈晓楠

  南翔：书店是现代文明尤其是都市文明的重要承载，独立书店是国有书城、图书馆之类的有力补充，它像毛细血管支撑起城市文化流动的根根神经末梢。毋庸讳言，在当代的工商情境下，网购等形式对实体书店是很厉害的击打；民营小书店，由于缺乏经济等竞争力，受伤尤其严重。我相信，作为一个读书人，每当听到一家家小书店濒临关张的消息，心里都会嗒然一沉。

  南翔：我曾去过深圳不少地方的图书馆以及大书城做讲座，也去过不少小书店做过新书分享等讲座活动，如龙岗的麦哲伦书店，龙华的得间书屋，还有位于福田的小津书屋……

  我深晓维系一个书店大不易，需要茶水、咖啡、点心来“调味”，更需要读书、观影等分享活动来聚集人气。如果街道社区能够同时给予相关活动的财力支持，则善莫大焉。

  都市人的精神情况受多方面影响，喜欢阅读，善于思考，热爱交流，则多半需要借助书吧的各类分享活动，这对公民的素养提升必定大有裨益。作为一个写作人，我注重田野调查大过纸上得来，书店尤其是小书店，洵然是我观察、理解与瞭望社会的一个窗口。

  南翔：我除了写小说，也写过不少非虚构作品，譬如《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就是到广西、江西、福建及广东等地作过不少田野调查，采集非遗手艺人的各种信息，尤其是他们的经历及技艺。

  田野调查不一定是到田里去、到河里去，而是要求笔者深入民间、深入基层、深入到人物中，用心感受并发掘出很多东西，不论是老人的经历、年轻人的经历，或者是自己不曾接触过的陌生行当。

  在互联网时代尤其要强调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现在几乎所有年龄学生包括大中小学生包括研究生的短板，我每每吁请，应让我们的学生更多奔向广阔的社会与民间去采访、倾听与感知，以弥补一味的课堂、尤其是只看视频带来的诸多副作用。

  羊城晚报：在城市的褶皱里挖掘故事，能够说是当代作家和人文学者的一种“天职”？

  南翔：在某一种意义上说，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城市乃现代文明的底座与象征，都市率先孕育的法治、自由、民主、平等、教育等因素，对应着现代文明的快与慢，长与短、先进与落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城市日新月异，拔节生长，青年人的对城市的向往更是汩汩滔滔，势不可挡。因为教育、就业乃至对未来的渴求，无不需要依托都市尤其是大都市。这样就给当代都市文学带来蓬勃的素材生机。书写城市、城市人、城市生活，会成为越来越宏阔的画卷。

  当然不是说不能写乡村，我们依然需要更多更好更有力的乡村书写，只不过，这种书写，不能是沈从文、汪曾祺的简单摹状，正如同书写都市也不能是照张爱玲的葫芦画瓢一样。

  当代有出息的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都需要有自己独特都市感的开掘，包括语言、主题、情境和人物。

  羊城晚报：您提到自己青年时曾任铁路工人。您写的《伯爵猫》及一些其他作品（如《凡·高和他哥》），也经常关注城市里的小人物，这种底层书写的意识是否源于您的生活经历和观察？

  南翔：我在高考恢复上大学之前，曾在南昌铁路局下属的宜春火车站当过7年铁路工人。那时当工人，物质生活匮乏，精神上也很苦闷。于是我开始写诗歌，主要发表在铁路局的机关报纸副刊上。

  后来，我考入江西大学中文系。对底层生活的考量，并不因我较早进高校当了教授而消减。

  短篇小说集《伯爵猫》收录了我近年创作的16个短篇小说，有历史/现实，底层/情感，生态/变迁等多个棱面，涵盖从城市到乡村、大学到街道、老年到青春等多种面相。

  感情或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贯穿性红线，柔韧而绵长，如《伯爵猫》写的是书友情，《玄凤》写的是夫妻情，《凡高和他哥》写的是兄弟情，《果蝠》写的是人与动物之情，《钟表匠》写的是老男人之情……有一些美好的情感已经在真实的生活中渐行渐远，是故，这些小说就多少有一些唱挽歌的意味吧。

  羊城晚报：1998年底您从南昌到深圳，这对个人的创作与人生有咋样的影响？

  南翔：我喜欢南方的温暖，惧怕长江两岸城市的冬天酷寒，夏天炎热；我也喜欢滨海的城市，蕉风椰雨，干净爽朗。我出生在广东韶关，只不过两岁就跟随铁路工作的父亲内迁到了江西。江西也是南方，那是长江以南，岭南才是我感觉中的“南方以南”。

  我热爱方言，会讲多种江西方言，如萍乡话、宜春话、南昌话等，但因离开广东太小，再来已失去了学语言的最好时机，对此生未学会粤语十分感伤。因为粤语声调多至九个，保留了很好的古音。普通话固然是写作的基础，可是多学几种方言，一定是大有好处的。

  我的短篇小说《回乡》，就包孕了我母亲老家湘方言的元素，读者朋友跟我讲，这与纯粹的普通话写作面貌不一样，阅读感受也不一样。

  深圳、岭南和大湾区是数千万移民的锚地，他们前赴后继，络绎于途，成为这些城市的“新客家”。这里面的人物、故事和情感，当然是作家不愿放过的题材，值得不断挖掘，成为一篇篇力作的源泉。

  南翔：深圳是全世界最大的现代移民城市之一，它的文化光谱是斑驳、丰富而多元的。

  我这些年以写中短篇为主，一是觉得在工商氛围浓郁的城市，时间宝贵，行色匆匆，阅读太长的东西很难为大多数人所坚持。这种认知，在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次出国，到访新马泰诸国就强烈感受到了。这些国家的华人作协主席，我当时都采访过，写过专访，看到他们的作品大都为短制，当时就想，他们的现在，就是深圳的明天吧。

  二是，觉得短篇也可以出佳作，如鲁迅、沈从文，他们都是短篇圣手。汪曾祺在世时，我曾当面问他：“用你写短篇小说的手法写长篇可否？”他断然回答：“不行，我这一辈子连中篇都没写过……”文学与文化一样，当然都应百花齐放，包括题材与文体。如果认为长文一定比短篇有分量，那就是一个误区。

  羊城晚报：您似乎比较钟情短篇创作？怎么样看待短篇创作在自己文学事业中的位置？

  南翔：我在二三十年前就写过几个长篇，如《没有终点的轨迹》《无处归心》等，还写过几个组合式长篇，如《海南的大陆女人》《大学轶事》，1990年代及之后则中短篇并重，结集的如《前尘：民国遗事》《女人的葵花》《抄家》等。

  这三五年确实是短篇较多。如去年创作的六个短篇均分别刊发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芙蓉》《长江文艺》《作品》，不仅都是这些刊物的短篇小说头题，且都被包括《新华文摘》《小说月报》《读者》等多种刊物收转，《伯爵猫》也是去年中国小说排行榜的上榜短篇小说。

  我也希望自己在万把字的每个短篇里，纳须弥于芥子，藏日月于壶中，给当代短篇小说不断注入新鲜与活泼，提升短篇的审美品质。

  南翔：我这一辈子只从事过两种职业，一是铁路工人，二是高校教师，从事后一职业的时间远远多于前者。大学的中文教学，我认为有两点很重要，一个是文学欣赏，再一个是文学创作。

  如果教师懂点创作，而且躬身实践，是大有好处的，可以深入作品的肌理，解读起来，不至于凌空蹈虚。把握好时间，创作与教学可以互为促进，并无一丝一毫的扞格。

  有人认为一个作家最好是创作、理论三七分，再兼通一点翻译，像鲁迅这样的大家，创作、评论、翻译皆有涉猎。当然反例也有，比如沈从文、汪曾祺，外语都不大好。沈从文只有小学文凭，全凭自己的生活经历来创作，但他和鲁迅同样都是中国文学的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2013年羊城晚报正式创设花地文学榜，一年一度，对上一年中国当代文坛创作进行梳理和总结，也为广大读者提供最具含金量的年度专业书单。

  2020年“花地文学榜”首度联手深圳福田成功举办，今年三度走进鹏城。文学在场，双城呼应，为这座“世界之窗”再开一扇文学之窗，眺望湾区最美文学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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