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潮学讲座上，对潮汕地区的特殊产物——侨批，作了“画龙点睛”的论述：“徽州特殊的是契据、契约等经济文件，而且保存很多”，“潮州（注：即潮汕地区）可以和它媲美的是侨批。侨批等于徽州的契约，价值相等。”

  徽州文书被国学大师王国维称之为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四大发现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其种类非常之多，有合约、合同书、继书、招书、票据、官文、告示、家乘宗谱、收借条、记事簿以至戏本、日记等等，买卖文约、招承租约、合约、合同等契约是其中一部分。仅安徽“伯山书屋”所收藏的徽州文书就有1.1万多份（部），其中买卖、典当、租佃的契约占60%左右。徽州契约来自民间，以反映基层社会状况为主。从《徽州文书》第一辑收集的契约中，有卖田契、押田契、典田约、卖地契、卖屋契、典屋契、卖园地契、典茶山约以至卖厕所契等，这些契约的签订都在民间进行，一般是由立约人、典约人或卖契人、典契人与中见（证）人、依口代笔人三面言定、立字为凭，并在民间保存。

  潮汕侨批也是原生态的“草根”档案文献，民间特色尤为鲜明。广东省潮汕地区是中国著名的侨乡之一，明、清两代，潮人海外移民呈发展的新趋势，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等国；第二次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潮人海外移民的高峰期。近代众多潮人出洋谋生之后，希望将得来不易的血汗钱托寄回家乡，在当时金融邮政机构尚未建立或极不完善的情况下，侨批是最好的传递方式，因此，侨批自问世之日起，就深深扎根于民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侨批文物馆，已收藏有10万封海外寄回潮汕的侨批及潮汕寄往海外的回批，不仅全是民间往来，并由民间收藏，而且都由水客和民间特殊的金融机构——侨批局经营。潮汕侨批开始是由以收解侨批为主的水客递送，后来随着出洋的潮人增多，水客承接业务的能力已经不适应新的需求，加上他们行踪不定、人品不一，由民间自发兴起、专门办理侨批业务的侨批局就迅速崛起，成为侨批业主力。与水客相比，侨批局信资廉宜，讲求信用，有固定局址可跟进查询，且服务非常周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大清邮政局成立后，作出种种规定，企图将侨批业纳入它的管辖范围加以限制，但因侨胞“在外居留范围极广，而国内侨眷又多为散处穷乡僻埌之妇孺。批业在外洋采代收方法或专雇伙伴一一登门收寄，抵国内后又用有熟习可靠批脚逐户按址送交，即收取回批寄往外洋，仍一一登门交还，减少华侨为寄款而虚耗上班时间。至人数之繁多、款项之琐碎，既非银行依照驳汇手续所能办理；其书信书写之简单，荒村陋巷地址之错杂，亦非邮政所能送递。故批业之产生与发展乃随侨运因果相成，纯基于实际的需求而来”（饶宗颐教授语），由于深深扎根于民间，具有官办行局所不能相比的优势和旺盛的生命力，以致大清邮政无法将侨批这一“草根”行业排除在外。

  民国七年（1918），国家邮局准备一律取消民信局，汕头埠侨批业同仁即派出代表抗争，结果得以无限延期，候国家邮政局发展到有可能分发侨批时再作决定。民国十七年（1928），全国交通会议又决定取消民信局，旅居海外的华侨团体奋起反对，阐明侨批业便利海外侨胞、服务国内侨眷，最后当局决定，从民信局中分出批信局（即侨批局），专营海外侨胞寄出的侨批，民信局专营信件传递。民国二十四年（1935），当局再以加强金融管理和统一邮政为由，在取缔民信局时也将侨批局列为取缔对象，但因侨批局深受民间的信赖，并且总部多设在海外，国家邮政依然未能取而代之；尽管侨批要通过邮政部门寄回国内，但在海外收批、国内送批仍由侨批局办理。据《潮州志》统计，1946年，在潮汕本土的潮帮侨批局有131家，在海外的潮帮侨批局则多达451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民间经营的侨批局仍实行“维持保护，使其长期存在”的政策，鼓励它们扩大收汇业务，直到1973年国务院指示“侨批业务应归口银行”之后，潮汕侨批业才于1979年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由于潮汕侨批与徽州契约一样，都源于民间、大量收藏于民间，而且“原汁原味”地反映出大至国家、海外，小至社会“细胞”——众多家庭的具体状况，因此内容真实丰富。徽州契约主要记录了土地、房屋等财产的买卖、承租、典当等民间经济活动，内容翔实可靠，只是比较单一、格式化，基本内容都是如此：立卖契或当契人等因不便（即生活困难等诸原因），情愿将田、屋出卖或典当给某人，共同议定价值多少钱，其钱款当日亲手收足，未出卖、典当之前并无重迭交易，今欲有凭，立此契约云云。潮汕侨批在翔实可靠方面与徽州契约相同，由于它牵涉面更广，且具有国际性，故内容显得愈加多元、丰富。潮人要远渡重洋，涉及到海上交通；到异国他乡落脚，涉及到国际关系；侨批局要经营，涉及到金融业；后来海外侨胞寄侨批、家乡眷属寄回批要通过邮局，涉及到邮政部门；侨批和眷属能否安居乐业，又涉及到国内外的政局是否稳定等等。所有这些，都在侨批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人们从中能了解到祖国的“国情”，侨胞故里的“乡情”，侨胞家庭的“家情”以至海外风云变幻的“世情”。

  以下仅举数例加以说明，1967年3月8日，泰国侨胞陈曙浩夫妇寄给儿子、儿媳的侨批中写道：“叔婶居为长辈，应该尊敬，互相帮助，诸弟妹应互相友爱，和气相处为要，既往之事，言之无益，徒增恶感，何苦为之！但人生处世之身，应以宽大为怀，凡事达观，则精神愉快，虽苦也乐”，教育他们处理好与亲属的关系，说的是家情；泰国侨胞林圣源于1937年10月31日写给他侄儿的侨批中，描述了18万日寇攻陷上海的惨状：“眼下阐北一带，悉遭敌人焚烧，仅存一片焦土而已，言已痛心，现沪上难民闻达百万之众，诚属可怜”，说的是日寇侵略中国时的国情；泰国侨胞陈绍林于1953年写给妻子的侨批中写道，原本接到妻子回音后“当立即提笔”，但因泰国“各地，政府立即肖（宵）禁，道路皆兵，一人不能出门”，已有10天之久，“以致家批迟寄”，从中反映出泰国当时的局势，说的是海外的世情。

  与徽州契约相比，潮汕侨批在内容上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充满着海外侨胞与家乡眷属之间的亲情。在海内外金融邮政机构尚未建立或极不完善的情况下，侨批不仅是寄款，而且是传情，成为他们之间进行感情交流的重要纽带，长年累月就凝聚成难解难分的情结。比如：泰国侨胞李广基的母亲去世后，他仍十分想念，在1950年给他妹妹的侨批中就写道：“近来在十月二十二日晚，一度梦见我母，立而面无喜色，使我醒来，日无宁心。然我所梦之夜，即先母忌辰之前一日也”；而新加坡陈应传在外谋生很艰难，“奔波十余载，尚赤手空拳，未得酹愿”，本应多寄批款给母亲，无奈力不从心，因此在给母亲的侨批中写道：“非传不知家中之痛苦，奈命生如此，惟有昂首问天叹息而已”，总感到对不起她老人家，海外侨胞对长辈孝敬之情由此可见一斑。泰国侨胞郑钦桂出洋谋生之后，他妻子希望携子前往团聚，这原本也是郑钦桂所盼望的，但在外经济拮据，只得在寄给妻子的侨批中写道，当年出洋，“原为家庭所致，再有来暹，亦非快乐喜居”，妻子不可能来暹团聚，原因是“舟费太多，并暹行情劳苦”，只可以通过侨批对妻子倾诉思念之情。

  泰国侨胞杨捷从因家贫，忍痛将自己的女儿卖出去，在外赚有一笔血汗钱之后，首先就想到这苦命的孩子，当他寄出5万元国币的批款给妻子时，就特地在侨批上嘱咐她：“至切赎回吾女回家。”1935年4月，泰国侨胞陈锦松得知自己的儿子在家乡澄海出生之后，欣喜异常，夜不能眠，便在灯下疾书，一口气为小儿拟了“济民”“俊仁”“华民”“永强”等15个名字，请家人“将此数名评论，择一个最合意者写来吾知。”而马来西亚侨胞蔡涌泉难得返回家乡，则通过侨批，对在家乡的儿子蔡金钱进行“远程教育”，要求他“切要谨慎从事，不可在外放荡，以免养成不良习惯”，同时在给母亲的批信中强调：“金钱在家或在外面，切欲学正当事业，留心进取，不可闲游过日，以免颓唐”等等，海外侨胞对自己子女的舐犊之情跃然纸上。印尼胞侨李芝敏，虽长年在外飘泊，但仍决意要回澄海娶杜爱群为妻，把“根”留在家乡，他在1949年2月寄出的侨批中，向母亲明确说：“对此亲事今决定合意，儿于是月十六日由（有方批局）寄上金元券叁万元，到祈查收此款，以供买金戒指一只，送与杜爱群女士做订婚戒指，何日收定，望母亲赐音示知”，并请“母亲可将此事告知爱群及她之父亲”；泰国侨胞陈何桐身居异国他乡，对祖国家乡依然魂牵梦萦，在寄给家乡胞弟的侨批中，赋诗一首：“裁章握管愁难开，雁阵鸳翼各东西。谁怜海外飘零客，未卜何时解愁眉。”海外侨胞对祖国家乡眷恋之情溢于言表。

  潮汕侨批与徽州契约的另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记载系统完整。专家学者根据目前已知的原件推断，徽州文书经历宋、元、明、清、民国（含洪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间跨度约700多年，但以明清最著；年代更为久远的敦煌文书，目前已知最早的是东晋永和九年（353），晚的为北宋天圣八年（1030），其中唐朝的文书最多。而潮汕侨批产生于19世纪前半叶，至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近代的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历史时期，在时间上与敦煌文书、徽州文书恰好形成了一种自然的链接，比较系统完整地反映了时代的变迁、社会的演进和经济的发展。

  就潮汕侨批本身而言，不仅有时间上的系统完整性，而且有空间上的系统完整性和归户性（即归属性，属于谁或由谁拥有并作为档案保存）。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通过收藏的10万封侨批分析，不仅仅具备时间的系统完整性，而且它的空间系统完整性很强，从寄批地看，有来自海外侨胞居住地的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及香港地区，而且侨胞密集的国家寄出的侨批数量就大。从收批地看，几乎涵盖了潮汕的市县和乡镇，包括汕头、潮安、澄海、饶平、潮阳、揭阳、普宁和丰顺、大埔等。在目前收藏的侨批中，收批地为潮安县的约占60%多，收批地为澄海县的约30%多，其余为揭阳、普宁、丰顺、饶平等县，原由各家各户收藏；汕头是潮帮侨批局集中地，1946年潮汕地区的潮帮侨批局共有131家，其中汕头市就占73家，并且是与海外侨批局有业务关系的甲级局，海外侨批通过它们分发给各县的乙级局（即投递局）。

  从乡镇直至家庭，也都凸显出潮汕侨批的时间、空间系统完整性。比如澄海隆都镇，海外侨胞人数为目前全镇总人口的两倍，侨胞眷属人口占全镇总人口的80%左右，镇里先后创办了潘合利、万兴昌等12家侨批局，现已收藏的侨批有1700多封，时间跨度（寄批时间）是1925年至1979年，空间跨度（寄批地）包括泰国、新加坡、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及香港地区。再从家庭来看，在时间、空间的系统完整性上也是自成“体系”，以潮安县东凤镇二房后厝陈宏烈家为例，他的4个儿子集允、集亮、集祥、集轩先后出洋侨居新加坡，从此侨批就不断地寄回家乡，现收藏有566封，从时间上看，绝大多数是20世纪40年代以前寄出的，最早为民国元年（1912）。

  潮汕侨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实质上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的传承。这一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是仁爱孝悌、重义轻利、谦和礼让、真诚有信。汉代还强调“百善孝为先”，一代代的海外侨胞在它的薰陶下，形成了强烈的“根”的意识，他们飘泊到海外之后，不论环境如何恶劣，条件怎样艰苦，都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争取挣多点钱，克尽赡养长辈和妻儿的义务，彰显出对家庭、亲人的高度责任感。一封封的侨批，正是在这种传统伦理道德力量的驱动下，连绵不断地寄回家乡。

  笃诚守信，是为人处事的原则。潮汕侨批与徽州契约都遵循这一规矩，坚持诚信为本。徽州契约就是要讲诚信，重在履行，否则等于一纸空文。而它的这种诚信，能够说是“刚性”比较强，即通过具有法律性质的束约力实现，因此，各种买卖、典当田地、房屋、山场杉木的契约，一般最后都这样写道：“任凭买主修理管业，卖主不得异言。倘有房族外人争论，俱由卖主上前理落，不干买主之事，恐后无凭，立此契约为据。”措辞严格，必须按约履行，没有商量余地。

  而潮汕侨批的诚信，是行业的“潜规则”使然。“无规矩不成方圆”，假如侨批局不守信用，随便丢批报失、侵吞批款，它就要丧失侨胞及其眷属的信赖而“自取灭亡”，所以，诚信是侨批业的生命线。为生存发展，许多侨批局及其从业人员都恪守“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的信条，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地工作着。清道光十五年（1835）创办于新加坡的致成批局，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海外侨胞托寄的侨批万无一失，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收发制度，由批局准备统一规格的批封和回执，并印制有关表格，由寄批人一一填明收批人姓名、地址、批款数额和寄批人的姓名、地址。寄批人交付托寄的批款后，由批局人员将表格中所填写的内容，抄到账簿上并编了号，逐日移交给司柜汇入总账，最后由经理逐件查核，在批封背面盖上批局印章，再复制一份表格，交有关人员带回设在澄海东湖的致成批馆分号，由侨批派送员按表格上的收批人姓名、地址直接送到侨胞的眷属家里。而有信批局，每次不论来批多少，都得当晚办理清楚，虽通宵达旦，也得悉力以赴，因为“盖明天一早，必须赶赴各处舟车第一帮，否则市面谣言兴起，谓某批局本帮来批不能出门，必是倒闭，”败坏了批局的信誉。

  许多侨批派送员尽管家贫，仍然坚守住诚信的“底线”。澄海隆都镇是著名的侨乡之一，因此侨批业相当发达。这个镇堤兜村的潘得敖，已是87岁高龄，其祖父、父亲和他三兄弟都从事同一职业——侨批派送员。得敖兄弟为之送批的潘合利批局于1906年开业，在泰国设总号，在汕头设分号中转侨批，又在隆都设投递局，并与汕头的马德发、光益裕、有信、裕益、永安等批局联号。据潘得敖和他弟弟潘得勤回忆，当时送批时，将批信和批款包在潮汕特有的水布里，然后缠在腰间，后来改为用布袋（即批袋）装起来、背着走，每天起早摸黑，全靠双脚行走，将批信和批款一件不少、一分不差地送到隆都和潮安县官塘、铁铺的一家家侨眷手里，然后又将一家家侨眷的回批收集起来，送回潘合利批局，再由它发往暹罗（泰国）、实叻（新加坡）、安南（越南）等地，送给他们的海外亲人。解放前，在国币贬值的时候，他们还得挑着两布袋重约数十斤的纸币，在乡村小道上奔波，一天要走近百里路，最多时得送100多封侨批，晚上回不去便住在侨眷家，第二天吃早饭后再继续赶路。就这样，一个人每天的酬劳仅两斤大米或1元国币，外加几毛钱用于过渡船费。尽管如此辛苦，得敖家都按时、如数地将侨批送达，从来就没侵吞过海外侨胞的批款或丢失他们的批信。

  更可贵的是，潮帮侨批局的诚信，还出自于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而不是“强制执行”。1939年6月21日，日寇侵占汕头市，内外交通断绝，潮汕侨批业务处于停顿状态，一向依靠海外侨胞寄回批款生活的潮汕地区100多万侨眷濒临绝境。在这种情况下，潮帮侨批局业者可完全战争爆发为由歇业，然而他们为救侨眷于水火，不畏艰难险阻，奋力开辟新汇路，千方百计将海外侨胞托寄的侨批，尽快送到家乡亲人手里，和祥庄代理陈植芳率先开辟的广西东兴汇路便是最好的例证。

  为了开辟新的汇路，陈植芳于1941年6月从海防乘火车经河内抵达老街，但那里的铁桥已被炸毁，铁轨也被拆除，厝屋店铺均已倒塌，成为一片废墟，不有几率会成为侨批新汇路的中转站。同年9月，陈植芳再从河内乘火车，抵达越北边境线上的小镇同登，在它北面就是中国广西的镇南关（后改称睦南关、友谊关），然而城区很小，无大生意可言。陈植芳并不因此气馁，改道从海防港乘轮到广州湾（现为湛江市），那里有潮人在经商，在赤坎还有一座潮州会馆，也可以汇款回潮州，可惜该地经济情况不佳，无法容纳大宗侨批批款，且从广州湾去潮汕要经过辽阔的海面，多为不便。此时，已得知日寇偷袭珍珠湾，发动太平洋战争，并攻打九龙。为了尽快开辟递送侨批的新汇路，陈植芳又单枪匹马地从海防赶到越北的芒街市，在当地侨胞的协助下，来到当时属广东省管辖的防城县边陲小镇东兴。东兴与芒街隔北仑河相望，虽地处边陲，但商业比较发达，主要是庄口商行，将广西的土特产及川、滇、黔的名贵药材销往越、柬、老、泰等东南亚国家，同时进口棉纱、布匹、五金器材等物资。由于当时我国沿海7省均被日寇封锁，东兴便成为可以吞吐物资的小口岸，广东省银行也在此设办事处，还有邮政局、钱庄、找换店等，交通也较为方便，具有作为侨批中转站的条件。于是，他便在当地老乡的指点下，分别通过当地邮政局和广东银行办事处汇款回潮汕“探路”。当陈植芳返回海防后，便得知两笔汇款都顺利送达，特别高兴。是年2月15日（春节），陈植芳就在这一天，动身前往西贡、堤岸（宅郡）、金边等地，向同业业者介绍自己了解的情况，希望我们大家协力打通新汇路；返回海防后，再通过信件向各批局重申打通新汇路的可行性。接着，又邀请一些批局的负责人前往东兴当地考验查证，结果，大家深感“此事大有可为”，便纷纷收揽侨批。经过陈植芳和同行业者的艰苦劳力，东兴汇路终于打通，当时，其中的侨批递送路线是这样：一条从东兴经钦州、合浦、遂溪、湛江、高州、信宜至云浮、四会、清远、从化、河源、紫金、揭阳转入汕头；一条是从东兴往钦州、南宁、韶关、兴宁、揭阳转入汕头。由于路途跋涉、险象环生，侨批往往需要1个多月以至3个月时间才能送达侨眷手里。

  东兴汇路打通以后，就有和祥庄陈植芳等10多家潮帮侨批局的代理人长驻在东兴。广东省银行东兴办事处已有主任、会计、出纳等工作人员10多人，光裕银行、农民银行、华侨联合银行也到东兴设立办事机构，共同办理解付侨汇事宜，并接纳各省汇到东兴采购进口货物的款项。1942年初，东兴汇路开始运作时，侨批仅来自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因此上半年批款的数额不大，从7月份起，潮籍侨胞众多的泰国侨批大量增加，每月从东兴汇回潮汕的批款约达越币1000多万元以上，使在贫困中挣扎的侨眷生活得以复苏。

  值得一提的是，寄侨批的海外侨胞也同样坚持诚信为本。他们在海外所得微薄、生活拮据，而家乡亲人困苦，等待他们寄去批款度日，在这种情况下，侨局先为他们垫付批款，以便及时接济家乡亲人，待收到他们眷属的回批后，再凭此收回垫付的款项。这些由批局先垫批款的侨胞尽管贫苦，然而很讲信用，泰国就有一位侨胞是米行的厨工，家乡亲人的回批复来时已因病入医院，临终前还念念不忘此事，取出藏在身上一张回批，告知在他身边的亲人，此封回批的批款尚未归还批局。他逝世后，其家人便遵嘱代他归还侨批局代为垫付的批款。诚信，已作为侨批文化的核心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代代相传。

  目前，已有专家学者指出，尤其是宋代以后的典籍文献，更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但记载“多重政治，轻经济；重典章制度，轻社会实态；重纲常伦理，轻社会生活；重王室精英，轻平民百姓”，总之，多偏重上层社会，轻视下层社会。资料则“或过于笼统，语焉不详；或只有片语，不成系统；或缺乏数字，难以计量；甚至些方面的资料竟告阙如。”为此，当今传统文史学科研究出现一个趋势，就是重点下移，越来越注重对社会基层的研究，改变过去囿于上层社会的局限，史料的收集与利用也不再囿于典籍文献，来自民间的契约文书和简牍帛书、谱牒家乘等，都在收集、利用之列。潮汕侨批都来自基层民间，直接产生于当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中，是当时历史的真实纪录，系统、完整性强、涵盖面广，涉及当时的金融、邮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以至民众的生活等领域，是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海内外潮人社会的“百科全书”，可与有关的典籍文献互为印证，补充典籍文献记载的不足。其发掘和整理，将为华侨史、华侨创业史、金融史、邮政史、中外交流史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和促进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提宝贵的档案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