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场：1978年10月，3部日本电影在中国公映，其中一部叫《望乡》。在影片中，人们认识了阿崎婆，看到了日本的苦难生活。联想到中国电影，曾经连爱情和接吻都属大忌，可以想见这部影片给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观众带来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几乎与此同时，在日本有一件跟中国有关的事情也倍受关注，那就是访问日本，考察日本经济发展。若干年后，回望那段历史，大家意识到，当时中国正准备打开国门，改革开放；人们也意识到，那几部日本电影其实也助燃了中国文化领域的思想解放。

  解说：1978年深秋，重庆建设厂总装车间一个年轻人和他的朋友们，挤在电影院售票窗口外的大喇叭下面，把一场电影从头到尾听完。 在那个星期里，每天晚上，他们都会跑遍重庆的五个电影院追着拷贝，一场接一场地看，实在买不到票就在电影院外听广播。 这一部优秀的电影就是《望乡》,在中国观众的眼里，这部电影内容让人震惊。

  叶京：因为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看到所谓题材的电影，一帮军人上岸以后，一大群人抱着小姐，当时那种感觉，真的是，就是快窒息了，看那个电影。

  孙渝烽：哭，当时很多的中老年的一些妇女，甚至一些老人，看了影片以后，哭，满场都是哭声。

  解说：其实，电影《望乡》能引进中国，首先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当时，为了配合访问日本和中日关系的升温，中国举办了一个日本电影周。

  孙渝峰：《追捕》、《望乡》、《狐狸的故事》，一部是动画片，两部是故事片，当时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追捕》问题不大，当中有一场感情戏剪掉，问题不大。但是《望乡》当时我们一看以后，蛮惊讶的，所以当时我们审片子的时候大家都看，看这个戏屏住呼吸，都很安静的，看完以后，大家议论，也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说这个戏能公演吗？

  解说：这种意见在当时并不奇怪，孙渝烽从1972年就开始译制所谓内部参考片，在文革中，别说《望乡》这样题材的影片，当时，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的任何电影，在译制完成以后，译制人员都被要求开一次严肃的解毒会。

  孙渝烽：对这部影片整个进行批驳、批判，从主题思想、人物来批判，完了以后大家都插话，工军宣队都要参加参加，人人都要发言，发言以后说明我已经经过消毒了，就是这样的。来很可笑。

  解说：《望乡》以南洋姐阿崎婆的悲惨经历，描写二战时期日本妇女到东南亚一带当讨生活的故事，以此控诉军国主义的罪孽。 影片在译制的过程，为两位女主角的配音两位配音演员就已经泣不成声。

  孙渝烽：，赵慎之配阿妓婆，李梓配女记者，她们好多次都在里面流泪的。配戏的时候拿着手绢配的，一边擦眼泪，一边在配的。

  孙渝峰：大家认为这个戏政治上绝对没问题的，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电影，是不是？应该让老百姓看看，日本人民当时是如何痛苦的一个经历实际上也是写了中国妇女，

  解说：这样一部在今天看来主题积极的故事片，在当时却引起了社会舆论的轩然。争论的原因是主人公的身份。影片刚刚上映，译制片导演孙渝烽就接到了一个投诉电话。

  孙渝烽：她说我是上海妇联的，我就想问一下，你们为何需要搞这种影片？我说哪部影片。《望乡》，宣传生活的影片，你们译制这样影片不是毒害青少年吗？你们是在犯罪，讲得非常激烈。

  解说：其实，这部影片在引进之前，日本方面已经考虑到了中国观众的承担接受的能力，对、性摧残的镜头进行了删减。

  孙渝峰：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剪辑，我觉得他们的剪辑非常好。他当时感觉到这个片子到中国来访，他还考虑到中国的观众能不能接受的问题，所以把太刺激的，太血呲乎拉的镜头，把这个修剪掉了。

  解说：但是日本同行没想到，即使这样，影片居然还是被一些人斥为。孙渝烽接到投诉电话后，把话的内容告诉了这一部优秀的电影的另一位译制导演卫禹平。

  解说：那个年代，人们的思维依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阴影下，任何社会现象、人性表达都会习惯性地划分路线和阶级。由于剧情的需要，《望乡》中不乏妓院、生活、性的描写。

  在那个连女子体操队员比赛时都被要求穿长裤的年代里，这些镜头的出现触动了多人的神经。

  王蒙：一些文艺工作的老领导，包括周扬、陈荒媒等等这些人，他们就觉得很可笑。因为显然那个镜头里头并没有含有任何猥亵的意会。

  倪震：实际上这场戏的洗澡啥意思呢？它是有一种隐喻，就是想把那段痛苦经历当中的非人性的身体上的那种自认为不清洁的东西，把它洗掉的这样的一个意图。

  解说：一些著名的作家公开发表文章，表示对这一部优秀的电影的支持，《大众电影》复刊的第一期便以《望乡》为主题，展开了讨论。孙渝烽也在上海《文汇报》写了一篇影评，反击批评的声音。而他身边的朋友，却因为他写了这篇文章，对他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孙渝烽：说你们搞这些影片还写这么多东西干吗呢，对不对？将来人家追查起来还是可能会那个的，当时压力太大了，你说错一句话，你说错一个什么样的事情，那都是挨批的呀。

  解说： 《望乡》在各地上映的时候，被剪掉的还不仅仅是这个镜头，有些地方，甚至把所有涉及妓院描写的镜头全部删除。

  倪震：对于人生内容方面，包括爱情，甚至包括局部的性，某些程度的性的描写，在今天文艺来讲不算很奇怪，特别怪的事情了，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尤其经过十年的禁锢的阶段，那么在领导主管部门，或者在民众当中的那种比较谨慎，或者保守的思想。当然还是挺严重的。

  解说：他在上海译制片厂工作到退休，现在业余的时间还参与一些电视剧的表演。

  解说：《望乡》的争论并没有阻挡住中国文艺事业前行的脚步，反而让很多中国人以较为开放的心态来欣赏外国的电影。在日本电影节之后，又有法国电影周、英国电影周、罗马尼亚电影周在北京等大城市陆续举办。

  李晏：那时候好像每天都是在看电影，不是在电影院里就是在露天里，非常解气，有些时候一个片子这个礼拜刚看了，下个礼拜另外一个地方又放了，又放了再看，有的片子反复看好几遍，当时没有对知识的这种渴望，对艺术作品的渴望特别强烈，怎么看也看不腻。

  解说：他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电影票，每一张票根的背面他都会写下电影的名字，这是一段最幸福的回忆。在那个年代，电影几乎是所有人的幸福回忆。文革时期全中国的电影银幕上，除了新闻简报，最初也只有少量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故事片，文革十年，被允许公映的电影加起来总共不超过五十部。而根据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当时的经理李名骏的笔记，仅文革结束两年后的1978年一年，就有超过一百部风格迥异的电影上映。在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些文革时所谓的毒草、禁片，和当时不断引进国外影片一起，成了人们最重要的精神食粮。对于经历了十年思想禁锢的中国观众来说，在那个时期，电影几乎是他们最热爱的文化消费品， 1979年，全国每人平均观看电影达28次之多。